夏朝的中心究竟是在河南还是山西？这是困扰学术界数十年的悬案。随着二里头和东下冯两大遗址的发现，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们不断展开新的论证与争鸣，试图还原那段模糊的远古历史。
根据先秦文献记载，夏朝相关地名约有七十处，这些地名大多集中在两大区域：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盆地及周边地区，二是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才会将“夏墟”的寻找重点放在豫西一带。果然，在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掘中，人们发现了大型宫殿遗址、等级森严的墓葬和成体系的礼器，这一发现被视作夏文化的重要佐证。
然而，二里头遗址虽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的都邑，但并没有直接出土能指向“夏都”的确凿证据。考古学家采取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通过厘清商文化的发展脉络，再与二里头文化进行比对。结果表明，二里头文化早于先商文化，且二者在风貌上存在明显差异，因此学界普遍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界定为夏代遗存。2019年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落成，更加巩固了“夏都在伊洛”的主流观点。
展开剩余69%但问题随之而来。如果二里头真是夏桀的都城，那么商汤伐夏的进军路线便显得极不合理。史书记载商汤绕道而行，翻山渡河，从夏桀背后发起突袭，这与地理环境和二里头遗址的平原格局并不吻合。更重要的是，史料中的“鸣条之战”地点明确位于山西运城夏县，与晋南一带紧密相关。这意味着夏桀亡国前极可能并不在二里头，而是在晋南活动。
晋南的东下冯遗址因此进入了学界视野。20世纪7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与二里头有相似器物风格的文化遗存，并命名为“东下冯文化”。关于其性质，学界分歧严重：有学者认为这是二里头文化的延伸与传播，代表夏人进入晋南的势力扩张；也有人认为东下冯文化的形成年代更早，反而是二里头继承了晋南的传统；还有观点坚持它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文化，可能代表着夏朝的诸侯或地方国族。
这些不同的解释，决定了对夏朝核心区域的不同认知。如果夏人由晋南发端，再向豫西发展，那么夏桀兵败迁往晋南就是回到故地；若晋南只是边疆据点，那么夏桀的北逃就意味着仓皇外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东下冯遗址的文化并非当地龙山文化自然演变的结果，而是明显受外来力量影响，这一特征让它更有可能是夏人在晋南的军事据点或后期盘踞地。
二里头与东下冯的消亡时间几乎同步，也很能说明问题。二里头没有发现明显的战争痕迹，更像是因偃师商城、郑州商城的崛起而逐渐式微；而东下冯却出土了不少二里岗早商文化遗存，显示出商人对这里曾有过强力干涉。这与文献中“鸣条之战”的记载相互印证：夏商之间的最终决战很可能发生在晋南，而不是洛阳盆地。
因此，综合考古与文献来看，二里头或许是夏朝中晚期的重要王都，但并非唯一中心；东下冯则极可能是夏人控制晋南的军事重地，甚至是夏桀最后的立足点。换句话说，夏朝的统治中心在历史上可能存在“多点并存”的局面，而晋南与河南的关系，或许正是夏代走向灭亡过程中的关键线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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